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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是国外建设现代化农业的逻辑必然与历史规律。从国外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模式看，主要有学校主体驱动模式、企业主体驱动模式、校企双主体驱动模式和行业主体驱动模式。但是，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有着独特的境遇、路径和文化，正面临产教融合体制分离、实施主体动力不足、国家法制供给滞后、办学基础条件不实等瓶颈问题。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需要在借鉴外来经验的同时，契合中国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当前，亟待从顶层设计、症结治理、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等五个维度来落实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国际比较;中国特色
[作者简介]张旭刚（1978- ），男，安徽无为人，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安徽 合肥 23005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YJC880136，项目主持人：张旭刚）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0）14-0080-0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开启了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新征程。实施乡村振兴，要把优先发展农村农业与优先发展农村教育结合起来。农村职业教育是农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三农”联系最密切、贡献最直接，在乡村振兴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产教脱节、供需错位，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战略下，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机制既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也是破解农村职业教育自身发展“最后一公里”的瓶颈问题。梳理总结国外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探讨符合中国国情农情的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特色之路，对于促进农村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国际视野
纵观国外农村职业教育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国外诸多国家在推动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协调发展的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行之有效的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模式。从产教融合实施主体上看，可以概括为四种模式。
（一）学校主体驱动模式
这种模式一般以农业职业学校、农业职业大学等为主体，学校围绕当地主导产业办专业，加入农业产业化链条，走产业化发展之路，在专业教学、人才培养、科研服务过程中紧密实施产教结合并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实现以产养教、以教促产、以产定研、以研促产，以美国、法国为代表。以美国为例，美国农业教育、科研与推广“三位一体”的产教融合发展模式是以农学院系统为中心，农业实验站系统和农业推广站系统为平台的产、教、学、研、用综合体。这三大系统既自成体系、职责分明又协调同步、运行高效。农学院系统主要培養农业专业人才和从事农业基础理论研究，农业试验站进行农业科技研发与实验，农业推广站开展科技成果应用与推广。这个综合体得以高效运行的关键在于构建了教学、科研、生产、推广、服务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并在综合体内实行一元化领导。农学院统一管理全州的科研站和各社区的推广办公室。农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州实验站站长和州推广站站长，是全州农业教学、科研和推广的唯一最高负责人。这从领导体制、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上有效保证了三者的统一和协调，有利于产、教、学、研、用的结合。
（二）企业主体驱动模式
这种模式一般是涉农企业主动与农业学校合作办学或独立、联合相关企业举办农业专科学校和培训机构，以满足本行业企业人才培养、技术更新、产品研发等多样化需要，以日本、韩国为代表。以日本为例，日本农业领域产教融合的主要特色即“产学合作”，其做法是涉农企业、农业合作社通过向学校定向投资、校企签订人才培养协议、委托学校研发农业科技等形式与学校开展订单式合作。在“产学合作”过程中，农业企业和农业合作社技术人员、专家兼任大学讲师，全程参与合作人才培养和科研项目研究全过程，大学教师兼任企业研究开发部门顾问或兼任研究所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同时，日本政府通过立法强制规定，达到一定规模的农场、农业合作社组织必须设立专门的培训机构，开展员工培训。在此规定下，一些涉农行业、企业根据自己的产业类型和布局，配套举办农业中、高等职业院校，有针对性地培养培训农业人才，开展农业科研和技术研发。由此，一批“教育型企业”应运而生。在“教育型企业”办学过程中，日本政府不直接干涉其日常运行与管理，主要通过制定“教育型企业”认定与管理制度、建立考核评价以及奖惩机制等方式进行宏观管控。“教育型企业”有效汇聚了行业企业需求信息、设施设备、人才资源等，在推动行业企业自身发展和产教融合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校企双主体驱动模式
这一模式一般以企业、职业学校为主体，校企双主体实行分工合作、协同育人。学校主要负责专业知识教授，企业则主要承担岗位技能训练等，以德国“双元制”、英国“工学交替”为典型。以德国为例，德国农业人才培养也遵循“双元制”的教育思想、制度体系和教学模式。在“双元制”制度下，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德国职业农民必须过“三关”：一是知识关，即接受3年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其中，在学校学习理论的时间占1/3，在农场实践的时间占2/3;每周1～2 天在学校接受农作物种植、畜牧养殖技术、农业法规和环境保护及农场经营管理等专业知识学习，3～4 天在农场（或养殖场）进行生产实践。二是实习关，学生完成在校期间的专业知识学习和实训任务后，必须到农场（或养殖场）进行岗位实习，锻炼各项技术技能。达到联邦法规定的学业要求后，参加全国统一的农业职业资格考试，合格后颁发初级农业职业资格证书，才能成为农业工人。三是经验关，完成3年的农业职业教育并取得初级农民资格后，须再经过 5 年的生产实践并通过国家考核后取得农业师傅资格，才能享受政府各种惠农政策。可见，德国“双元制”模式下所培养的现代职业农民必然是集知识、技术与经验于一身的农业综合型人才。
（四）行业协会主体驱动模式
这一模式一般是国家通过立法、出台政策和制度确立行业在产教融合中的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由行业全程全方位主导推动产教融合发展，以澳大利亚、加拿大为代表。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农业与食品行业技能委员会（澳大利亚22个行业组织之一）的组成人员主要为来自一线的行业专家、农场主、农业院校教师等，分布于决策层、咨询层和执行层。他们可以代表国家主导制定本行业职业资格标准和技能等级标准、开展职业资格认定、参与制定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以及本行业相关学校的专业和课程标准，还可依据本行业的实际需要以及职业标准开发、培训包培训计划修订等，在不同地区与TAFE学院（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和其他注册培训机构合作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等，并直接参与相关职业教育培训质量考核评估等。可见，澳大利亚行业在国家职业教育与政策授权范围内主导产教融合政策制定、组织实施和监督评价全过程，并在其中发挥着领导和主导作用。这是澳大利亚农村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其显著特色和优势所在。
梳理总结国外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经验做法，一般包括以下关键因素：一是先进的发展理念，包括农村职业教育价值观、发展观，学校的办学定位、教育理念，这是实现产教融合的动力之源;二是核心的主导力量和持续推动，包括高层领导的愿景与推动、高规格的领导组织机构、科学的顶层设计与系统规划，这是产教融合的重要前提;三是高效的运行机制，包括主体联动机制、要素协同机制、资源整合机制、质量评价机制等，这是产教融合的关键环节;四是强有力的条件保障，包括国家立法和政策的推动与保障、办学经费的持续足额投入、办学资源的供给保障，这是产教融合的物质基础。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国外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和主要做法。但是，我国在发展阶段、国情农情、特色道路、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等方面与国外有很大差异，决定了西方模式不可照搬复制。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社会条件和时代背景。
二、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时代特征
把握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时代特征、本土特色，是实现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当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独特的境遇
长期以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其制度背后的思想渊源与价值取向是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城市中心和工业中心发展观。这种不利于农村事业发展的理念和模式，一方面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被弱化，游离于国民教育体系之外;另一方面，城乡二元分割发展和计划经济的体制惯性使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与功能定向等被限制在农村这一地理范围内，大多数局限于传统农业范畴，在办学模式、办学体制、发展理念等方面面临诸多转型困境。此外，相比于国外初、中、高连贯健全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一直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基础教育阶段农业教育十分薄弱，农业知识普及不充分，国民学农、爱农、兴农的情怀、意识和精神培育不足，这些都需要进行“补课”。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需要下，农村职业教育既承载国家的新使命和社会的新期待，又被主流的普通教育所轻视、排斥。可以说，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任重而道远。
（二）独特的路径
国外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主要源于学校自身专业、学科发展需要以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一种“内生性、自生长”的融合发展模式，其主导力量由学校、市场和社会自下而上地推进，而非外力干预。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教育体制改革的产物，其主导力量主要源于政府的行政干预，是一种“外源性”的发展，两者的动力源和发展路径截然不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动力与外部环境、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当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正面临农业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的迫切诉求，尤其在当前自身发展严重滞后和社会影响力、吸引力、贡献率不足的困境下，推动农村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和产教融合发展必须走“有为政府”推动下的“外生型”之路，需要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势推动。回顾我国农村职业教育70多年的发展历程，实际上走的是一条“政府驱动”道路。“政府驱动”使得农村职业教育在资源配置、条件改善、平台搭建和成果产出方面都有政策和资金保障，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农村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组织和制度等优势是推动新时代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关键。
（三）独特的文化
产教融合不仅体现了教育链、产业链的联结，更是行业间、主体内多元文化的融合，关键是价值观的认同。从文化视角看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其实质就是职业学校校园文化与行业文化、产业文化、区域文化的融合，是各自文化取长补短、和谐发展的行为过程，需要多元主体在价值认同上行动自觉，在互利共赢理念下协调一致。千百年来，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心智模式，孕育出优秀的乡村农政思想、乡土伦理道德、乡村治理制度等思想精华和艰苦奋斗、集体至上、邻里相帮等价值观，是亿万农民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传承中华优秀传統农耕文化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具有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性，必须推动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已进入新的阶段，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交相辉映，在实现乡村振兴伟大实践中发挥着独特的魅力和作用。而在此进程中，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也必然面临多元文化交织冲突所带来的挑战和和谐发展的机遇。
三、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现实困境
我国第一所农业职业学校——江苏省海安双楼职业高级中学创建于1958年。经过6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要向纵深发展、走向成熟，还面临不少瓶颈问题和制约因素。
（一）产教体制分离尚未根本解决，统筹协调乏力
产教融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统筹相关利益主体，也需要权利、政策、资源等要素协同联动，但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产教体制分离，各类涉农职业教育资源条块分割、缺乏统筹。从宏观层面看，作为产教融合政策制定、资源配置主体的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协同联动。然而，当前我国涉农教育、人力、经费、政策等资源分别归口政府不同职能部门和机构，势必造成原本有限的涉农资源被稀释内耗。在实施中，由于各行其政、政出多门并缺乏沟通协调机制，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进程。从微观层面上看，涉农职业学校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滞后，旨在构建产教、校企深度合作的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职教集团、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办学体制机制改革正处于探索和初建阶段，校企尚未形成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在组织功能、组织文化上尚未协调一致、形成共识。此外，20世纪90年代末的教育体制改革，将绝大多数部委、行业举办的职业院校下放地方归教育部门统管，企业不再举办教育。由此，学校办学虽然更加规范严谨，但随着管理体制的变化以及干部、人事、财政等权力的转移，学校与企业、专业与产业之间的天然联系被割裂，产教脱节加剧。
（二）国家法律政策供给滞后，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协同性
鉴于农村职业教育在整个农村经济社会中的价值以及产教融合所涉面的广泛性、复杂性和整体性，制定一套全面、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来保障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是各国的通行做法。我国职业教育立法比较滞后。一方面，法律制度供给不足。我国有关农村职业教育立法仅在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有所涉及，至今没有与之配套的下位法。农业和经济领域更缺少支持產教融合的配套制度。现行的教育法、劳动法和职业教育法条款以及有关政策、意见等大多数是宏观性、方向性引导，内容过于原则、笼统和模糊，尤其对产教融合各方主体的法定权利、责任和义务规定不明晰，有关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大多用“应当、可以、提倡、鼓励”等引导性词语，强制性较弱，实践证明执行效果差。另一方面，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协同性。产教融合是典型的跨界教育，系统主体多元、诉求多样、领域广泛，需要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统一各主体行动目标步调、实现内部各要素协同联动。然而，随着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进入“深水区”，各领域、各方面在融合实践发展中的碎片化、割裂化、条块化现象也随之凸显。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产教系统内缺乏组织、管理、协调等制度安排，由此导致不同主体在执行产教融合政策过程中出现目标分化、方向偏移、行动不一等情况，甚至引发矛盾与冲突，从而降低实践效率。
（三）产教融合实施主体单一，行业企业协同育人内驱力不足
构建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是实现产教融合发展的关键。然而，受思想认识、产业基础以及长期保障和规划不足等因素影响，目前行业企业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的重要主体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从行业层面看，受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区域内产业集群尚未形成，农业龙头企业不强，很多涉农行业组织不健全。同时，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业协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再加上行业自身的能力水平有限，尚不具备西方国家行会参与决策、制定标准、开展考试、颁发资格证书的权利和能力，行业组织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的整体地位较弱、作用较小，难以真正组织指导产业发展和校企合作。从企业层面看，在当前校企合作过程中，企业大多数处于被动应付状态。一些企业出于成本和风险考量，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偏弱、动力不足，导致目前校企合作处于浅层次、自发式、松散型、低水平的状态，合作关系相对脆弱。总之，当前政、校、企、行四方各负其责、各尽所能、协同育人的格局尚未根本形成。校企合作出现“学校热、企业冷”问题的根源在于相关利益主体价值取向和目标诉求上的差异，关键在于缺乏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整体性、系统性，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性。
（四）农村职业教育自身不足，产教脱节供需错位现象凸显
从思维理念看，发展方向与乡村振兴错位。一些农村职业学校片面地将制约自身发展的症结归结为“办在农村、服务三农”，从而走上轻农、离农、弃农的发展道路。部分农村职业学校非但没有依托“三农”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反而失去了原本赖以生存的天然优势、农科特色和职业特性，学校同类化、办学同质化现象突出。从规模质量看，涉农人才培养与农村经济产业发展的需求不适应。根据发达国家数据显示，包括农村职业教育在内的中等职业教育所提供的技能型人才占国家人力资源结构的47%。反观我国，目前我国各类中等农业职业学校仅剩237所，涉农专业年招生数从2010年110.4万人逐年递减，2018年已不足40万人。同时，由于办学经费、“双师”教师不足等问题，学校专业大多数为办学成本较低的文科类专业，难以满足乡村人才类型和质量要求。从体系结构上看，系统结构配置与功能输出不适配。教育系统功能的发挥依赖于系统内部稳定、合理的结构。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和功能结构等不尽合理，制约其作用发挥。职业教育已被明确为一种教育类型，但至今仍主要集中在专科层次，不仅阻碍了自身发展通道，而且导致有限的涉农人才资源流向普通高校。同时，农村职业学校普遍存在重学历教育、轻职业培训的现象，尤其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高，培训质量亟待提高。
四、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路径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独特的境遇，尤其在乡村振兴、产教融合双重战略背景下，必须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路。当前，亟待从顶层设计、症结治理、模式改革、机制创新四个维度来落实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一）顶层设计：构建产教“统筹—融合”发展新格局，从发展理念到落实具体举措
在宏观层面做好产教融合的顶层规划是落实发展具体举措的前提条件。构建职业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格局，理念是先导，统筹是前提，融合是目的。一是强化农村教育事业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同步发展的理念。纵观美国、日本和韩国等世界农业现代化强国的发展历史，无不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作为发展农业现代化的优先战略和基础性工程，融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深刻认识农村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中的先导性、基础性和全局性作用，并将其作为国家战略、优先战略。同时，要跳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局限于县域布局的传统窠臼，由“位于农村”向“面向农村”转变，为实现职业教育资源在城乡间的科学配置、均衡发展以及与产业的融合发展奠定思想基础。二是统筹农村职业教育与地方区域发展布局，同步规划产业和教育资源布局，引导农村职业教育资源面向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主战场。按照地方区域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现代农业，合理配置职业教育资源，优化学校布局结构。促进东西部、城乡间职业教育资源的均衡、协调发展，加强东部对口支援西部、城市对口支援农村职业教育的力度。同时，按区域、行业、类型等对现有县域职业学校进行整合或重组，集中有限资源促进农村职业学校提升内涵、提高质量，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三是推动专业建设与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必然要求，也必将催生出一批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意见》提出“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学科专业体系”，这就要求农村职业教育紧密对接农业产业链、布局专业链、打造人才链，并将其作为专业动态调整的依据。因此，涉农专业建设既要保持与现有农业产业结构的对接、联动和融合，又要紧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新需求，建设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复合型新专业，以保障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同步、协同。
（二）症结治理：创新“政、企、行、校”多元办学新模式，强化行业企业重要主体作用
有效调动多主体参与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是产教融合的必要条件，也是当前症结所在。当前，要厘清政、行、企、校在产教融合发展中的职能边界和权、责、利，强化行业企业重要主体作用。从政府层面看，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一项准公共产品，政府应在多元共治的立体架构中承担“元治理”和“统筹者”角色。统筹产教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合作平台的搭建、政策制度的供给以及经费投入的保障等。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从教育改革上升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政策，将其纳入农村经济产业发展规划，并将教育优先、人才先行等融入政策体系中，真正将农村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结合起来。从企业层面看，《意见》明确提出企业是产教融合实施的重要主体，也是当前的治理症结。校企和谐合作取决于两者之间权益和责任的相对平衡，如果两者失衡，必然导致合作的低效。因此，强化企业的重要主体地位，就是要在平衡两者利益点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多途径参与职业教育建设的积极性。推进“引企入教”改革，支持农业龙头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参与或举办职业教育，并保障企业以资本、技术、设施、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的相应权利。完善“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政策，培育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从行业层面看，行业组织不仅是一种企业联盟，聚集着行业内优质资源，也对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与国外相比，我国行业组织“发育迟缓”。因此，在产教融合实践中，深化产教融合领域和事项“放、管、服”改革，赋权行业在组织实施产教融合方案、教育教学指导、农业从业资格认定、开展职业培训和过程性考核评价等方面的重要主体作用，从而搭建起产教、校企价值交换平台和沟通桥梁。从涉农学校层面看，学校是多主体办学的落地载体和产教融合的主要落脚点。首先，要选择好产教融合的统摄点，将产教融合的理念渗入学校制度文本、人才培养方案、体制机制建设、各类平台搭建，为产教融合奠定基础。其次，要选择好产教融合的切入点，将专业、课程、教学、师资、实训等作为校企合作多维改革的重点，为深度开展产教融合打好基础。最后，要选择产教融合的联结点，加快学校内部治理体系改革和现代学校制度建设，通过组织变革和流程再造，构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
（三）模式改革：创新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产教供需双向对接
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是农村职业教育的时代使命，也是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主要落脚点。新时期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必须基于乡村振兴需求，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乡村振兴提供高质量的人才支撑。一是创新产教协同、校企合作育人模式。推进农村职业学校与农业龙头企业联盟、与涉农行业联合、同园区联结，以专业群为纽带、项目为载体，构建产教融合命运共同体。政府要通过政策倾斜、项目委托、税费减免、资金奖补等形式激励引导农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教育培训机构等社会力量发挥各自优势、联合开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课程和职业培训包等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高质量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加大以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为核心的校企“双元”办学试点改革力度，促进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舉措落地。二是推进以人力资源市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注重发挥市场机制配置非基本公共教育资源作用，强化就业市场对人才供给的有效调节”，就是要求农村职业学校完善以就业创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人力资源供给侧改革机制和人才培养动态调整机制，进而促使专业形成预警机制和退出机制，真正实现产教深度融合、双向对接。同时，农村职业学校要适应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对各类涉农人才能力和素质结构的多元要求，调整优化人才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适当增加与现代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相关的课程，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宽泛知识和综合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乡村人才。三是完善农业人才培养体系。我国尚未建立起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类型多样的，能够适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对多元化乡村人才需求的农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仍未打通职前、职后的界限，培养、培训、资格认证一体化的机制尚未建立。当前要加快构建根植于乡村土壤，契合“三农”现状及需求，具有县域特色的市（县）、乡镇和村三级农村职成（社区）教育体系和网络，精准支撑乡村振兴需求。要针对农村职业教育层次偏低与乡村高层次人才新需求之间的矛盾，尽快打通职教“断头路”，搭建职教、普教、成教融通“立交桥”。坚持高中阶段教育“普职招生大体相当”原则，为稳定中职教育规模奠定基础。统筹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协调发展，尤其要发挥社区教育面向基层、教学灵活等特点和优势，满足乡村社区民众对职业教育和培训服务的需求。
（四）机制创新：构建“融通—互动”产教互动机制，统筹产教协同联动
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和服务乡村振兴实践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中各主体、各领域、各环节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且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特点，这就需要在系统内架构“融通—互动”的产教互动机制，统筹协调系统内教育、权利、资金、政策、制度、信息等要素协同联动，激发相关利益主体的积极性，这是产教融合顺利实施和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一是创新统筹协调机制，打通产教融合内部壁垒。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作为跨界教育，自然是一块交叉地带，这就需要解决政府部门之间管理职能交叉和空白问题、行业企业参与的责任和途径缺失的问题。因此，要组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统筹教育、农业农村、财政、发展改革、扶贫办等政府职能部门和机构的各类涉农资源集约利用、协同联动。同时，为防范和化解多元主体在产教融合实践过程中目标和行动“碎片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矛盾与冲突，政府须发挥统筹作用，在具体任务分解、相关资源配置、沟通对话机制建设等方面做出系统安排。二是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激活产教融合内驱动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从宏观层面明确了产教融合的目标任务分工，政府要在加快相关立法的同时，制定配套的政策制度，进一步明确细化各相关主体在产教融合中的责权利，注重政策制度顶层设计的系统性、衔接性和协调性，以发挥政策的组合叠加效应。尤其在一些公私合营领域和事关企业核心利益方面，建立健全企业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激励约束机制和成本补偿机制，这样才能调动、激发行业企业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三是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激发产教融合发展活力。构建结构合理、科学有效的质量评价和监测体系是保障产教融合质量、效益的重要环节。要积极引入社会第三方专业机构，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开展产教融合效能评价，强化监测评价结果运用，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及其产教融合效能纳入各级政府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同时，将相关高校尤其是农科类院校的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社会培训等服务农业产业发展的能力和效果纳入学校办学考核指标体系，作为绩效考核、投入引导、项目试点、表彰激励和人事安排的重要依据，多管齐下，提高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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