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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是中俄著名的界河。其干流在中国境内长2821公里，下游经阿穆尔河流入鄂霍次克海。中俄渔民共同在界河从事捕捞活动，共享鱼类资源，其中三文鱼是最受关注的特色鱼种。

　　中国人对三文鱼并不陌生，三文鱼是溯河洄游鱼类。幼鱼在海中发育3-5年，成年后达到4.4-10公斤，平均体长60cm，一生只繁殖一次。每年秋季，白露过后，成群的三文鱼进入迁徙高峰，最终到达中国的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等水域产卵。也就是说，中国是三文鱼的来源国。

　　注：红色椭圆框为三文鱼主要来源国。

　　三文鱼之所以被视为贵族鱼，是因为它个头大，单只鱼平均体重3-4公斤，而且产肉量大，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二是因为鱼卵值钱，三文鱼一生只产卵一次。一个鸡蛋有黄豆那么大，直径7mm左右，颜色是红色透明的。是制作鱼子酱的一流原料，产品畅销美国、日本、俄罗斯市场。

　　就是这样一种商业价值很高的鱼，却在黑龙江出现了资源骤减，以至于自然资源濒临崩溃，黑龙江渔民失去了财富密码。

　　据黑龙江省水产局统计，20世纪50年代，鲑鱼的渔获量高达0.10-5.9万尾，总重量0.10-5.9万尾，创造了诱人的经济效益。高峰期的1963年，渔获也达到了59.58万尾的傲人成绩，反映了当时的资源相当可观。

　　70-80年代三文鱼资源开始走弱，产量波动较大。高产年捕捞60万尾(1976年)，低产年仅捕捞3万尾(1981年)，渔获量不足100吨。到了90年代，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渔获量大多集中在30-100吨的区间，往日的盛况一去不复返。

　　随着渔获量的减少，亲鱼洄游区域丧失。上世纪90年代初，业内专家曾对三文鱼的储量进行过调查和估算，但结论令人遗憾。

　　当时我国的三文鱼产卵场达到420万，理论上每平方米可产2.24公斤。由此可以推算出，我国三文鱼的潜在捕捞量应为200-250万条。但90年代的实际捕捞量仅为18000 ~ 137000只，平均45000只，远低于调查得到的估算值。显然，三文鱼资源已经陷入了明显的衰退。

　　黑龙江各地的渔民也说了实话。历史上，三文鱼洄游的现象非常普遍。绥芬河的抚远、饶河、虎林、萝北、黑河有鲑鱼产卵场。到20世纪90年代，许多产卵场开始消失或消退，如唐王河和绕利河连续多年消失，1999年黑龙江萝北河段仅产5尾三文鱼，2000年产量为零，反映了亲鱼产卵场的变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的三文鱼也出现了难产的迹象，具体证据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肥度降低，亲鱼变小。根据测试，雌鱼的肥满系数下降到0.87，雄鱼下降到0.91，三文鱼的平均体长和平均体重也明显下降，与60年代的大规模群体有明显不同。

　　其次，亲鱼产卵能力降低。根据张觉民等学者的研究，1963年三文鱼的成熟系数为15.6%~19.7%，而90年代平均仅为14.5%。雌性性腺成熟度较差，平均每尾排卵不到3600个。鸡蛋小型化的问题也非常突出。

大马哈鱼的危机

　　中国渔民作为传统开发商，自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中国捕捞三文鱼形成了庞大的队伍，专业渔网340~370张，刺网是三层网进行的。所有的捕鱼对象都是远道而来的繁殖群体。基于捕捞一切的原则，大多数渔民重视捕鱼但缺乏资源保护，这是

　　同样，还有无尽的水污染。2005年11月，约100吨硝基苯等苯类物质流入松花江，在江面形成80公里的污染带，对黑龙江水质造成不利影响。这样的污染事件不利于三文鱼的繁殖。——由于大自然的影响，亲鱼只用鹅卵石(石头)在清水中挖坑产卵。

　　另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黑龙江下游的抓捕。事实上，能够成功洄游到中国的三文鱼只有九条牛一毛，充其量只占洄游资源的一小部分。早在阿穆尔河下游，大部分三文鱼已经被大规模捕捞，河口的产量与中国相差甚远。

　　资料显示，能成功洄游到中俄界河的鱼类约占总种群的5%。越往上游迁徙，雄鱼比例越低。在河口处，雄鱼比例为0.10-5.9万，繁殖能力最好；离河口1500km以内，雄鱼比例只有2085吨，繁殖能力大大降低。凭借天然的地理优势，俄罗斯渔民每年可稳定捕捞数千万条三文鱼。

　　据联合国统计，三文鱼年产量维持在20-30万吨左右。以2010年注册量为例，今年总产量为31.1万吨，对应成鱼9100万尾。其中，日本& # 039；美国产量最高，仅占50%(北海道是重要的三文鱼产卵场，资源丰富)，俄罗斯和美国各占25%。

　　简单计算，俄罗斯的渔获量约为2275万只，是黑龙江历史最高产量的17倍。所以这批从鄂霍次克海洄游到黑龙江的三文鱼基本都进了俄罗斯渔民的腰包。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也有实例支持。2011年，日本& # 039；美国核事故造成海水污染，影响了西北太平洋的渔业。那一年，俄罗斯暂停了鲑鱼的捕捞。同年，黑龙江的鱼类资源开始大量增加。2012年，俄罗斯渔业生产恢复，中国监测的亲鱼数量再次大幅下降。这说明下游的捕捞真的会影响上游的繁殖。

　　在各种威胁下，黑龙江的三文鱼已经出现危机，驼背三文鱼在很多支流已经消失。2007年，监测到的鲑鱼数量不到10条。同年，我国将三文鱼列入第一批重点保护水生动物名单，资源恢复迫在眉睫。

　　为了保护三文鱼，我国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增殖放流，即人工孵化鱼苗，然后放流到自然水域。中国& # 039；的放流历史可以追溯到128.6万尾、4501吨年，哈尔滨水产实验场率先在乌苏里江放流鱼苗。几十年来，抚远市放了3400多万尾，东宁市放了1400多万尾。

　　有些人可能认为中国& # 039；美国的释放是吃力不讨好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统一四年后仍然会被逮捕。事实上，放流鱼苗是一项多方受益的活动，中国也不例外。比如在2015年的放流效果评估中，中国的实际复捕率达到了0.295%，说明放流确实有效。

　　更重要的是，坚持放生还能增加中国& # 039；的资源权重。如前所述，中国是三文鱼的来源国，加大放流强度，提高资源贡献比例，恰恰有利于中国& # 039；允许在公海捕鱼(即获得配额)。如果是这样，那将是一个欢乐的场面，也是对黑龙江释放的最大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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